“ ‘王洪文那时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里，我问他礼拜天是怎么过的？他说：‘啊哟，无聊，过礼拜天，我经常到市里来玩。’ ’在国棉十七厂工作时期，生活比较无聊，一到星期天，他就去市里市中心玩。每次回厂的时候，喜欢喝酒的他必买酒，六瓶啤酒，左面胳肢窝夹两瓶，右面胳肢窝夹两瓶，手里再拿两瓶。拿好六瓶啤酒后，从外滩搭乘六路有轨电车，一边乘车，一边喝啤酒。电车咣当咣当开到杨树浦国棉十七厂时，车到站，六瓶啤酒统统喝光。”

“1976年10月6日下午8时，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开政治局常委会。当时，华国锋、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。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‘隔离审查’的决定，由华国锋宣布。我负责组织执行。张春桥先到，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。接着来的是王洪文，他有一点挣扎，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，他一边大声喊叫：‘我是来开会的！你们要干什么？’一边拳打脚踢，拼命反抗。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，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。华国锋同志把‘决定’又念了一遍。还没等他念完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，挣脱警卫人员扭缚，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，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，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。因为双方距离太近，我也不能开枪。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，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，死死地摁住，给他戴上手铐。随后，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，塞进汽车拉走了。”

“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。在他窃踞了领导职务后，串通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，利用职权，以“硬性索取”、“授意试制”等手法，窃取了大型彩色电视机、红旗牌高级照相机、高级汽手枪、高级手表、石英电子手表、太阳能打火机、高级香烟、啤酒、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。就以食品一类来说，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，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，酱菜罐头二十多瓶。 王洪文为了打猎，硬要给他仿制美国“奇异牌”的聚光搜索灯。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，日夜赶制，突击一周，造出二十只，王仅选去二只，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。又如，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占（钻）石牌双日历手表，调动了七个工厂、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，化费国家资金一万一千多元。王洪文用的保温杯，也要给他特制，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，化了半个多月时间，专门制了两套模具，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。”

“揭发吸血鬼王洪文的补充材料:

1、伙食费（包括工作人员夜餐、伙补）：9207元
2、水费（按三个半月计算）：1133.62元
3、电 费（按三个半月计算）：5295.60元
4、煤气费（按三个半月计算）：525元
5、汽车费（十七辆汽车）：5841元
6、煤（15吨）：660元
7、415冷气开放：1000元

总计：23662.22元”

……我现在的身体为什么那样坏？要详细说，话就长了。他们给我上的刑具是现代化的，那种手铐一动就会自动紧固。你不挣扎还罢了，要是用力挣扎就会随之加紧，手紧箍得肿胀，疼痛难忍。我开始是关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，在我睡觉的房子内装有一个可以定时自响的仪器，声音不算很大，但有钻心的感觉，对人的精神刺激特别厉害。听了这种声音之后，无法入睡。这样无论昼夜都不能睡觉，我瞌睡的程度，别人是难于想象的。有一次我在喝开水，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。接着就‘啪’的一声响，我睁开眼睛，开水还是温的。到了监狱之后，是每两小时‘查房’一次。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，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，从不例外……为了要什么材料，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。有时说着话就睡了，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。只要注射了那种药，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，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。我坚决拒绝打针，他们就强给我注射。后来的交换条件是：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。

过了三四天，我们（指邱会作一行人）坐在院子里‘放风’，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，他刚走了没几步，人就像门板一样，直直地摔在地上，口吐白沫子，我们刚要去扶他，监管员立即说：‘千万别动，动就很危险，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。’过了两三分钟，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，鼻子磕出血，半个脸都是灰土。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，只是一丝苦笑。

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，就当散步锻炼。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，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，但没抓住。卫兵不让我们动他，对我说：“老刘，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，你们千万不要搀他，你们要搀他，十分钟才缓过来；不搀他，五分钟就缓过来了……”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，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。等他坐两三分钟后，想站起来，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。他主动问我：“庆棠，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？”他说，已摔过一二十次，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，脸都摔破几次。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：“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，现在大家在一起，心情好，半个月才摔一次。”

“这可以有你们说的大量事实，都是鸡蛋里头拣骨头，拣来拣去，说是抄谁的家打了我的旗号……是你们告诉我我才知道的！通过丑化我，丑化毛泽东主席，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。我，毛泽东主席的妻子，三十八年整了，认识还不止！共患难了！战争的时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，只有我一个女同志，你们躲到哪儿去了？”

邓小平向中央保证《永不翻案》：”关于我自己，我的错误和罪过，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"我的自述"中，就我自己认识到的，作了检讨。到现在，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，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，永不翻案。”

邓小平承认错误：“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，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，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，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。”

邓小平承认错误：“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，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，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，犯了一系列的错误，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。总书记的工作，我作得很不好，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，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。在六○、六一年困难时期，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，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，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，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。在工业建设方面，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，没有政治挂帅，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，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。在组织上，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、罗瑞卿、杨尚昆这些人。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。“

邓小平承认错误：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，是完全应该的，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。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、非常及时的。“